在一百多年前的时候，您踏上了前往日本的留学之旅。

当时，您与同学们分别之际，曾对他们寄予了一个心愿，希望在中华腾飞的时代再次相聚。您一生都全力以赴地追求着这个目标，只为了一个愿望：让中国变得强盛富裕。

现在的我们多么渴望能够在繁华的时代与您相聚，向您展示如今的中国已经焕然一新，不再是那个贫困落后的国家。

如今的中国正是您所期待的样子，充满繁荣和活力。当年送给您的十里长安街，如今已经发展成繁华热闹的地方。

如今，我们想要高声告诉您：这个盛世的中国正是您曾经期望的。亲爱的周总理，我们会永远怀念您。

周恩来临终遗言：你们去照顾其他人吧

那是1975年的秋天，一个微凉的日子。

邓颖超叫来周恩来和她的生活秘书赵炜等人，在某个安静的角落聚集在一起。邓颖超缓缓开口：“我必须告诉你们四位秘书，组织已经做出了决定，关于恩来同志的病情。”

她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道：“他患上了一种无法治愈的疾病——膀胱癌。医生们估计，他的生命不会超过明年春节，你们要有所准备。”

秘书们听到这个消息，顿时泪如泉涌。然而，他们努力忍住悲伤，不敢发出哭声，生怕打扰到邓颖超的情绪。

随着时间的推移，来到了1975年12月，周恩来逐渐陷入了一段断断续续的昏迷状态。

在他生命垂危的时刻，邓颖超忙碌地穿梭于西花厅和医院之间。有一天，周恩来凝视着邓颖超，他的目光充满了深意，他深情地说道：“我心中还有许多话没有对你说。”

邓颖超注视着他，同样充满深情地回答：“我也有许多话没有对你说。”两人默默对望着，最终邓颖超开口说：“或许只能带着这些话一同离开了。”

在过去，心中充满了许多未能诉说的言辞，还有未能实现的事情。

有一天，北京饭店的理发师朱殿华传达了一条消息，希望为周恩来理发。

朱殿华一直以来都是周恩来的理发师，但由于周恩来的身体状况非常糟糕，他对工作人员说：“朱师傅一直为我理发，看我现在这么病重，他会很伤心的。还是不要让他过来了，请代我向他表达感激之情。”

周恩来躺在病床上，身上插满了各种管子。

医生多次为他进行手术，有时候他感到极度痛苦，但为了不给他人增加负担，他默默承受着，咬紧牙关，从不发出一声呼喊。

有一次，他在剧痛中突然醒来，急忙问护士：“我有没有叫喊？”护士回答：“叫喊没有关系，如果你痛得难以忍受，就大声喊出来。”然而，他却摇了摇头，坚持默默承受着，从不发出一声呼喊。

只有一次，他实在无法忍受，找来保健医生张佐良。

张佐良回忆道时说，总理叫我进来时，表达了他的痛苦，并希望能够发出声音。我听到这句话时，感动得眼泪流了下来。我对总理说：无论你想发出怎样的声音，都是可以的。然而，他依然默默忍受着痛苦，没有发出一声呻吟。

在1976年的一个寒冷冬夜，周恩来的身体状况急剧恶化。

赵炜回忆道：“我们每天都是最晚离开医院的，有时甚至深夜接到电话，迫使我们匆忙返回。有时刚回到家，电话就再次响起，我们只能匆忙回到医院。”

凌晨的1月5日，医生进行了最后一次手术，希望解决周恩来排便困难的问题。他们在左下腹做了一个小口。

手术结束后，周恩来对医生说：

“我的病情已经显而易见了，我不想再给专家们增加负担。你们应该去帮助那些更需要帮助的人。我想回家，回去接受治疗……唉，已经有两年多没回过家了，真希望能回去住一段时间！”

他所说的“家”是指西花厅，那既是他的工作场所，也是他的生活之地。

然而，周恩来考虑到回家可能会给医务人员带来麻烦，于是放弃了这个想法。

深夜的1月7日，他从昏迷中苏醒，微微睁开眼睛，认出了守在床边的吴阶平大夫。

他以微弱的声音说出了他生命中最后一句话：“我没事了。你们去照顾其他生病的同伴吧，他们更需要你们......”

时间是1976年1月8日上午9时57分，病房的心脏监护仪上显示着一条平直的线。

在病房中传来了哀伤的哭声。邓颖超颤抖着双手，轻触着周总理的脸颊，最后在他的额头上亲吻了一下。

江青带帽参加周恩来追悼会

当时，整个国家都沉浸在周恩来总理去世的悲痛之中。

在北京，领导人们举行了送行仪式，随后将周总理的遗体转移到一家医院的太平间，为他准备了一座庄严的灵堂。

在周恩来逝世的那个下午，整个政治局都聚集在一起商议追悼的安排。作为副总理，邓小平代表政治局起草了一份讣告草稿，并在傍晚6点30分递交给毛泽东以征求批准。

第二天早晨，毛泽东批准了这份讣告，对于由毛泽东、叶剑英、邓小平和朱德等人组成的治丧委员会成员的选择，没有提出异议。他甚至同意由邓小平发表悼词，并决定将周恩来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然而，令人意外的是，毛泽东没有出席追悼会。后来他的机要秘书张玉凤解释说：“主席的身体状况不好，无法亲自前往参加。”

夜幕降临，朱殿华老师傅将周总理的容貌整理得井井有条。京城的领导人们纷纷前来吊唁告别，向周总理致以最后的敬意。

据说，那天晚上已经九旬高龄的朱德老总，为了最后一次与老战友周总理告别，勉强挣开离开家人的搀扶，艰难地赶到了那里。他站在周恩来总理的遗体前，泪水涟涟，哽咽得无法开口。然后，他缓缓举起右手，向着眼前的亲密老战友行了一个颤抖却威严的军礼。

然而，在这个关键时刻，毛主席的夫人江青匆匆赶来参加吊唁。令人惊讶的是，她显得冷漠无情，甚至戴着一顶帽子站在周总理的灵前。

这一情景引起了人们之间的私下议论和愤怒，有人甚至上前提醒她：“江青同志，今天是周总理的追悼会，请您摘下帽子。”

江青对此充耳不闻，甚至毫不转身地回答道：“我感冒了，摘下来对身体不好。”这句话一出，正向周总理告别哭泣的朱德老总再也无法忍受了。

于是，他走过去说了七个字：“你感冒就别来了。”然而，江青依然不屑一顾，仍然坚持戴着帽子。

朱德老总愤怒了，当众批评她：“你感冒就不用来了，还来这里干什么！”大家都明白，在重要场合脱帽示敬是最基本的礼节。

江青借着“感冒”之名戴帽子参加吊唁，朱德老总的愤怒也就不足为奇了。摄影师抓住了江青低头的瞬间，或许在面对这位国家功勋时，江青内心也会感到羞愧。

邓小平肃穆地站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他的脸上写满了悲伤的痕迹。下午3点，5000名群众聚集在这里，参加周总理的追悼大会。邓小平深情地宣读着悼词，声音低沉而颤抖。

当他念到“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为失去我们的总理而感到深深的悲痛”时，他停顿了一下，努力控制自己内心巨大的悲伤。

泪水在他眼眶中打转，他的声音也因为情绪而变得哽咽。会场上哭声和呜咽声此起彼伏，无法遏制。

在邓小平宣读的悼词中，他深情地赞颂了周恩来的伟大。悼词中描绘了周恩来为党、为人民解放军和新中国的建立做出的卓越贡献，以及他在外交事务上忠实践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

周恩来同志毕生忠诚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始终注重整体大局，恪守党纪，善于团结广大干部。他谦虚谨慎、亲民平易的为人处世方式，树立了其他领导人朴素艰苦的榜样。

邓小平还总结道，周恩来毫不畏惧地与疾病作斗争，展现了坚韧不拔的品质。

邓颖超提出请求：将恩来骨灰撒向大地

当全国范围内传开周恩来逝世的消息时，整个国家都笼罩在悲伤之中。

在这个哀伤的日子里，邓颖超同志怀着特殊的心愿，向党中央提出了一个请求：不要保留周恩来的骨灰，而是要将它撒向大地。

三天后，邓颖超召集了张树迎和高振普到她的办公室。她面容严肃，带着严肃的表情。她说道：“中央已经批准了不保留恩来骨灰的请求。今天，我找你们来是为了商讨在哪里撒放他的骨灰。”

作为周恩来多年来的工作伙伴，张树迎和高振普对他的离世感到无尽的悲伤。此时此刻，他们默默地聆听着邓颖超的话语。

邓颖超继续说道：“作为恩来同志的亲密合作者，你们两个将履行这个任务，撒放他的骨灰，这也将成为你们为恩来同志做的最后一件事。”

一月的北京寒冷异常，大地被严寒冻结。张树迎、高振普和邓颖超的秘书赵炜相继踏上了考察之旅，他们前往玉泉山和京密引水渠等地。

他们的目标是寻找一个合适的地点，来履行周恩来的遗愿并安排妥善。每个人心里都清楚，全国人民对周恩来怀有深深的感情，如果他的骨灰洒落在地面或冰面上，人们必定会全力收集作为纪念。

最终，中央做出了决定：派出飞机撒放骨灰，并指派罗青长、郭玉峰、张树迎和高振普四人执行这一任务。

经过中央的同意，撒放骨灰的地点符合周恩来生前的遗愿。

执行撒放骨灰任务的同志们登上飞机，邓颖超在身边工作人员的搀扶下向飞机挥手，向她的战友、伴侣作最后一次告别。

1976年1月的一天晚上，安-2飞机稳稳地起飞，依次在北京上空、北京的密云水库、天津的海河以及山东滨州的黄河入海口四个地方洒落了周恩来的全部骨灰。

每个地方的选择都有其特别的意义，能够体现伟人周恩来生前那宽广胸怀的伟大。

结语

尽管您没有子嗣，却将父母之爱分享给亿万人。

您没有坟墓，仅将骨灰洒向江河之中。

在每个中国人的内心，您树立起了一座永久的纪念碑。

您没有物质财富，但您高尚的品格是中国人民所珍视的无价之宝。

您将您的整个生命奉献给了新中国，

在革命事业上度过了50多年，担任总理职务26年。

47年过去了，在这片土地上，

您的名字依然跨越时空，激励着人们。

周恩来总理，

您永远在中国人民心中被怀念！